曾志之女陶斯亮：
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是母亲对我的希望
标签：名人之家 | 来源：中国妇女报 | 作者：陈姝
编者按
今年“七一”是党的101岁华诞。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，不怕牺牲，英勇奋斗。
英雄不朽，精神永存。本期《口述》版特邀请两位革命后代追忆母亲革命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■ 口述：陶斯亮
■ 记录：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·人物简介·
曾志，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。1911年4月，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陶斯亮，曾志的女儿，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、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。
我又一次梦见我的母亲，她的笑容依然那么温婉，目光依然那么坚毅。我很感激这不期而遇的梦，让我在回忆中享受母亲带给我的温暖与力量。
一生看重“共产党员”这四个字
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正是暑气渐浓的六月，她走得很安详，她用颤抖的手在遗嘱上写完她的名字后，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母亲的名字虽是一个普通的名字，但是对她而言，曾志这个名字承载了一名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追求和自我革命精神。
1926年，母亲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入党，并如愿成为一名革命军人，从此开始了她的血雨腥风、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。之后，她把自己的名字曾昭学改为曾志，一个争做有志气的人。她用生命谱写忠诚，把理想付诸实践，她的名字也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。
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”这句话，是她一生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，她一生看重“共产党员”这四个字，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，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。
曾志
参加革命后的母亲，经历了中国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，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，曾经在苏区、游击区、白区、国统区、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下工作，生死对她早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党的事业竭尽全力，因为党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。
令我感触比较深的是，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寻党的故事。1935年春，闽东苏区失陷后，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，历经20个月的风风雨雨，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。尽管她也遭受多次处分和政治审查，其中有不少委屈，但她初心不改，舍生忘死为党工作。
在她的人生字典里，根本没有任何特权思想。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石来发，她也不动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工作，而是鼓励石来发回到井冈山当农民，甚至铁面无情地拒绝了孙子石金龙户口“农转非”的要求。解决孙子们吃商品粮问题，对母亲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，我也曾问过一向热心助人的母亲，为什么不帮助自己的孙子呢？母亲说当年干革命流血牺牲，就是为了能得到一块田地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。
对于母亲这样的回答，时间已经证明当初母亲的抉择，如今我大哥家四周是广阔的稻田，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，好似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，很多亲朋好友去过我大哥家后，无不羡慕那里的山水田园，美丽的乡村生活令人向往。或许侄子们也能感受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吧！
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，她只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，那么多好同志、好战友、好朋友都倒在了血泊里，她却三番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她不能忘也不敢忘那些曾与她休戚与共的老百姓。与那些年轻的捐躯者相比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，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都是罪过。
她病逝前，让我从她的80只信封(工资袋)中掏出了几万元现金，并嘱咐我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，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每一笔都是她的清白的辛苦钱。母亲向我口述了她的遗嘱，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，子女们不得分她的这些钱。她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，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，以及留作老干部活动基金，再留一些做出版她的回忆录之用，去世后丧事从简，遗体交医院解剖，有用的留下，无用的火化，骨灰一部分埋在广州白云山下，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松柏树下。
确定无误后，母亲才用颤抖的手，签了她一生中最后的“曾志”二字。平凡又伟大的母亲，就这样悄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回望母亲走过的87年人生之路，让我不得不感叹，母亲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。七十年的党性锤炼，淡泊名利，乐于奉献，她一生都在保持着共产党员本色。
“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，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！”这是我写在她挽联上的一句话。在母亲离世的这二十多年里，我不知有多少次梦见她，梦里梦外，她从未在我的人生中消失过。每每回想起母亲的一生，触动我的永远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那份深沉的爱，她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一直激励着我，是我一生追寻学习的榜样。
在艰苦朴素、清正廉洁的作风中感受母爱
我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长大，从小就经历了与父母别离的生活，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，父母亲准备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，我被留在了延安，由八路军老战士杨顺清照顾我长大。从我记事起，耳边的炮火声、急促的防空警报声时不时都会响起，或许正是自己的这段经历，让我更加敬畏英雄、敬畏生命。在我后来读大学时，我毅然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，父母亲也认为，医学是一门技术，能够真正为人民做点实事。
我真正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是父亲陶铸含冤去世后。我和母亲朝夕相处了28年，在这28年，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育，她从来不会主动要求你做什么，或许是长期的革命生涯，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，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。所以我和母亲在默契中传达着感情的信息，我从来没有当面对她说过类似“妈妈我爱你”的话，但是无形中，母亲的一言一行都感染着我。
1994年，曾志与陶斯亮（右）在松风石前合影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母亲每花一笔钱就要在账本上详细记录，从来不含糊。一年四季，她几乎不会给自己添置新衣服，都是三四件衬衣换洗，她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，一个牙刷也要用很久，梳子掉了梳齿也坚持用，从来不会用什么护肤品，从来不倒掉剩饭剩菜，都要全部吃完。有一次，母亲坐公交车去购买生活物品，其实她也可以坐公家的车，但是她从来不会享受本应该享有的待遇，没想到那次她坐公交车出了事。那时候公交车秩序较乱，大家都在蜂拥而上，母亲比较弱小，被挤在公交车门外，头部被车门夹住，被医院诊断为脑震荡。
在生活中，我们家像大多数家庭一样也会有代沟，也经常磕磕绊绊。代沟主要在生活态度与方式上，比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，母亲明明可以不挤公交去购物，非要挤公交挤出个脑震荡。但是，我后来渐渐理解了母亲骨子里的艰苦朴素、清正廉洁。
我的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：“妈妈总是把好肉夹到我的碗里，我总是把我不想吃的下意识地给姥姥，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！”儿子的话轻描淡写，却表达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关系。
对物质生活淡泊的母亲，却对精神信仰非常执着，这种巨大反差就是母亲品格上的最大特色。我把困难、挫折或者委屈告诉母亲时，她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：“你是共产党员，你干的是一番事业，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，因此不必在意某个人对你怎样。”
受母亲的影响，我在24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年轻时就树牢了道路自信，深深牢记党的教导，认准了目标只管前行，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。如今，“不亢不卑、宠辱不惊”成了我的座右铭。
发扬乐于奉献、淡泊名利的精神
回首这一路走来，如今我已 80多岁，这一生虽然历经许多坎坷，但感觉自己是幸运和幸福的，生活得无怨无悔。我当了20多年的医生，做了30多年的慈善，50岁时到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任职，同时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职，创建了爱尔公益基金会，在中国市长协会一待就是24年，直到74岁才退休。
在做慈善工作时，祖国的边远地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我先后发起了“智力工程”、东乡扶贫助学行动、“世界从此欢声笑语”中国项目、“向日葵计划”等多个公益慈善项目。迄今为止，我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诊筛查了上千名脑瘫患儿，累计救助近400名脑瘫患者。
或许有人好奇，我后来为什么一直从事慈善，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特意就接触慈善，但是在做慈善时，我感受到奉献就是一种快乐。
20世纪70年代，当时我在解放军第七医院当医生，被派遣到甘肃临夏的一所医院工作，在那里待了三年，我经常一个人下乡去征兵体检。那时候的东乡县城，整个县城就是几间泥坯房，夹着一条黄土翻飞的公路。当我为大约100多名东乡征兵青年做完体检后，发现东乡体检的青年不合格，主要还是发育不良，身高体重达不了标。当时的东乡无论是环境，还是老百姓生活都非常艰苦，这很触动我的内心，这无形之中也促进我后来从事公益慈善工作。
我前前后后去了很多次临夏，2000年，我邀请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夫妇、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吴青重到东乡考察教育扶贫，之后连续几年带女市长们去做“手拉手助学活动”，让东乡的女孩们能上得起学。
回想当初1968年，我第一次到东乡县看到的那一幕，与如今的东乡风貌相比，那简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东乡的变化只是国家繁荣富强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。
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这是母亲生前对我的希望。我会继承母亲乐于奉献、淡泊名利的精神。我奉献，我快乐！只要自己身体允许，我会永远助人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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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编辑：崔春婷 ????2025-08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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